喜 見
印 尼 華 人 新 一 代
茁 壯 成 長
ymc (08/10/2007)
前 言
我移居香港二十多年，多次去印尼探親，接觸不少不同年齡的親友，和他們討論問題，交流思想。其中年輕一代的言論，吸引我的注意，給我很大啟發，因此，每次去印尼，我都會盡量找機會和他們接觸交談。有的和我第一次見面時，還是十歲左右的少年，現在卻已經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了。這一批年輕華人，現在印尼國內許多領域中都是骨幹，備受矚目。
印尼的年輕華人如何度過Suharto 時代，現狀如何，他們如何思考與分析問題，這是許多曾經在印尼生活過的華人、華僑都很關心的問題。在此我將我所了解的一些情況寫出來，和大家交流。由於接觸面不夠廣，記憶有可能遺漏，水平也有限，因此，肯定會有不足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Suharto 時代的年輕華人
Suharto 1966年上台，1998年下台，統治印尼三十多年。這些年輕華人就是在Suharto 時代出生和成長的。Suharto 集團強制推行許多違反人權的法律法規，在經濟層面打擊、壓制華人，在思想文化層面妄圖徹底同化華人。老一輩華人巧妙運用剛柔並濟的戰略戰術，有理、有利、有節地展開合法鬥爭，在經濟層面上成功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保住優勢地位。但在文化層面，面對Suharto 集團關閉華校、禁止出版發行華文刊物的蠻橫行徑，他們就顯得無可奈何，抗爭無力。華人子女被迫入讀印尼學校，致使許多華人子女幾乎與中華文化隔絕，不會說華語，不會寫漢字，Suharto 集團在這一方面獲得部分成功。然而，在利誘華人子女改信伊斯蘭教方面，Suharto集團的企圖卻以慘敗收場。許多華人子女在西方思想文化影響下，固然沒有跟隨父母燒香拜佛，但也沒有在利誘下跪拜阿拉，他們選擇了耶穌。在伊斯蘭教徒占絕對優勢、伊斯蘭文化無處不在的校園裡，華人子女歸順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人數激増，而改信伊斯蘭教的人則絕無僅有，寥寥無幾，這使Suharto 集團大失所望，迷惑不解。
那個時代對印尼華人來說，無疑是苦難的歲月，然而，他們卻以輕鬆幽默的口吻談論它。他們述說如何挫敗Suharto 集團一個又一個陰謀詭計：你強迫我改用印尼名字，我就準備兩個名字，公開場合用印尼名字，在華人社會圈用華文名字；你關閉華文學校，我用補習班向下一代傳授華文；你不准我過傳統華人節日，我悄悄地慶祝。這些年輕華人在充滿歧視的環境中度過他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在父輩的指導與扶持下，發憤圖強，茁壯成長。他們學會了在逆境中始終保持樂觀進取，也學會了將不利因素轉化成有利因素。例如，將Suharto集團強迫入讀印尼學校的措施，變成廣交朋友、融入社會的好機會；強迫改用印尼名字的手段，轉化成避開種族歧視關卡，順利入讀大學的有利條件。他們在學校和印尼同學的交往、建立的友誼，成為日後他們投入社會，發展事業的寶貴無形財富。
Suharto 三十多年統治，雖然多方摧殘華人，最終還是動搖不了華人社會的根基。變化是有的，最大的變化莫過於“華僑”變“華人”，“華僑社會”變“華人社會”。但不論如何變，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沒有變，它就存在華人的血液中、遺傳因子裡，並且世世代代傳下去。
高學歷的 “專業人士”
這些新一代年輕華人，繼承了父輩的許多優良傳統，然而，他們複雜的經歷也在他們身上留下了特殊的烙印。他們與父輩有許多共同點，也有不少不同點。最大的不同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最大的優勢，是他們的學歷普遍比父輩高，許多人都是大學以上學歷。他們多數是在印尼各大學畢業，有些則遠赴國外，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荷蘭、澳洲、紐西蘭和新加坡等國的大學拿到學位，還有一些在台灣和香港的大學畢業。他們是學有所成的專業人士：教授、講師、醫生、藥劑師、律師、會計師、經濟分析師、建築師、工程師等。他們這一代是高科技列車的乘客，與新時代同步前進。他們站在知識巨人的肩膀上，高瞻遠矚，他們的眼界不僅超越了華人社會圈，也超出了印尼國界，他們的目光注視著全世界。目前，雖然他們活動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工商界，但已逐漸滲透到社會其他領域，令人特別欣喜的是，有些人已經涉足社會政治領域。
歷 史 回 顧
他們對許多社會政治問題都有精闢深刻的見解。他們認為，印尼華人要以馬來西亞華人為師，以人權為武器，在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方面，力爭達到馬來西亞華人的水平。印尼和馬來西亞是近鄰，自然條件和宗教、歷史、文化都極為相似，然而，馬來西亞華人的處境卻比印尼華人優越得多。究其原因，固然與馬來西亞華人在國內人口所占比例較大，人多勢眾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是，馬來西亞華人主流社會在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堅決抵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1949年)後，風靡全球的左傾思潮，實事求是地給自己定位：立足馬國，落地生根，融入社會，和諧共處，發展經濟，共存共榮。(大意)。他們和馬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終於把馬來西亞建設成為東南亞僅次於新加坡的、經濟發達的民主國家。他們自然也分享了成果。反觀印尼華人 (當時稱“華僑”) 主流社會，在那場左傾思潮侵襲下，陷入了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境界：絕大多數印尼華僑堅決拒絕放棄中國國籍身份，強烈抗拒加入印尼國籍；幾乎家家戶戶(通過地下錢莊)積極給國內匯款“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華文學校辦學宗旨是“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輸送人才”；一批批的青年學生離開印尼投奔祖國，“上大學學本領，力爭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其結果是：印尼資金外流、人才流失、經濟停滯，華僑和印尼人關係疏離。別有用心的政客抓住這個借口，煽動種族仇恨，掀起陣陣反華惡浪，把印尼華僑推落苦難深淵。遠在北方的新誕生的祖國百廢待舉，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又引發了長達三年的全國性大饑荒，一九六七年更爆發了延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這個所謂的“大革命＂後來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十年浩劫”)。正值多事之秋的祖國，無暇也無力照顧人數眾多的印尼愛國華僑，在六十年代初接走幾批遭到慘酷廹害的難僑回國後，忍痛留下無數忠於祖國的僑民，任由他們自己獨自面對複雜難測的局面。僑界的領袖人物隨後幾年又陸續撤離，致使他們陷入群龍無首、孤獨無助的窘境，飽嚐被遺棄的酸痛與苦澀。然而，他們還是無怨無悔，不離不棄，頑強地與命運搏鬥。直到遍體鱗傷、走投無路，才猛然醒悟必須向聰明機智的鄰居─馬來西亞華人取經學習。克服了思想心理障礙，他們於是坦然接受“華裔印尼公民”的身份。他們要成為印尼這片土地的主人，要世世代代在印尼生活下去，要以這個新身份為自己以及子孫後代爭取權利、承擔義務。走過曲折漫長的路程，歷盡千辛萬苦，終於站穩腳跟，並在爭取合法權益的鬥爭中取得顯著成績。但他們說，離目標還有一段距離，還要繼續努力。
含淚帶血的歷史回顧，突破了歷史上印尼華僑傳統的思維模式，發人深省，令人嘆服。
年輕華人談 “Cina” 一詞
這些年輕華人還談了“Tiongkok/Tionghwa”改稱“Cina”的問題。他們指出，印尼文“Cina”一詞是從英文“China” 演變來的。他們認為這稱呼與國際上的稱呼一致，是與世界接軌，沒有什麼不妥。要印尼政府現在單方面將“Cina”再改稱“Tiongkok/Tionghwa”是不現實的。“Tiongkok/Tionghwa”是“中國/中華”這個詞的閩南話(中國福建省閩南地區地方方言)譯音。當中國以“China”的名稱活躍在國際舞台的時候，卻要求印尼政府(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以中國地方方言的譯音─“Tiongkok/Tionghwa”稱呼中國，這種要求顯然缺乏合理的理據。在歷史上，這個問題曾經引發一場爭論，但現在大多數印尼華人都已習慣並普遍接受“Cina”這一稱呼。只有少數年紀較大的華人覺得這個詞帶有污辱華人的意思，可是卻又講不清這個詞的真正含義，是詛咒還是誹謗？只是覺得聽了不舒服，因此想不通、有意見。處理這樣的分歧可以參考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達成的“九二共識”，在印尼華人內部也達成類似的“共識”，即：“求同存異，各自表述，分歧留待適當時機去解決”。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他們特別強調不要把問題政治化，不要煽動仇恨與報復，以免造成華人內部分裂、華族和印(尼)族關係緊張。他們舉了南非和津巴布維兩個非洲國家的例子。南非在白人政權統治下執行種族隔離政策，歧視、傷害了無數黑人，在國內外強大壓力下，白人政權垮台，黑白聯合政府上台，第一任黑人總統曼德拉上任後，執行和解政策，提出要化解仇恨，要求黑人不要向白人報復，從而穩住局勢，國家保持穩定，經濟繼續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使南非共和國成為非洲大陸南部經濟最發達的民主國家。反觀津巴布維，獨立後黑人政府上台，煽動仇恨與報復，結果是政局不穩，經濟崩潰，整個國家陷入混亂狀態。這兩個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值得借鑒。
我提起一個傳聞。幾年前一些在北京學習的非洲留學生，聯名向中國有關部門投訴，說 “Africa” 的中文譯名“非洲”的“非”字，在中文是貶意；中文經常用“黑”字形容壞人壞事，例如：“黑道”、“黑社會”、“黑幫”、“黑金政治”、“黑箱作業”等，這是對非洲和黑人的歧視和污辱，要求糾正。中國有關部門作了解釋，但沒有受理。這些年輕華人說，幸好沒有成為案例，不然，干涉別國內政又多一個新藉口。南美小國Guatemala (中文譯名：“危地馬拉”)就可以理直氣壯到北京興師問罪：“我們怎麼變成危(險)地(區)了？這是污蔑、誹謗！要求賠償名譽損失！”已經被許多糾紛與動亂纏身的地球，豈不是要亂上加亂？看來，一個國家的人民，用他們的語言特徵和習慣愛好去稱呼另一個國家或地區，描述社會現象或自然現象，是他們的權利，外國人不應該干涉。
Suharto 垮台後，印尼政府廢除了歧視華人的禁令，華人的處境大有改善，可以自由慶祝傳統華人節日，可以開辦華文學校，也可以出版發行華文刊物，然而要完全恢復到Suharto以前的狀況是不現實的。對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這些年輕華人認為，首先要分析性質，如果是原則問題，就必須立即全力解決，否則就按輕重緩急，在適當的時間用適當的方式解決。
這些年輕華人提出的解決分歧的“共識”，以及不要把問題政治化，不要煽動仇恨與報復的論述，集智慧與寬容於一身，體現了他們的遠見與胸懷，令人欽佩。我想，“Tiongkok/Tionghwa”改稱“Cina”的問題，是印尼人民(包括華裔印尼公民)的內部事務，他們是會妥善解決的。我們這些在香港居住的中國公民，實在毋須操心。
“代 溝”
我向這些年輕華人提出了“代溝”問題。他們承認和父輩有“代溝”，但認為問題不大。他們說，他們的父輩年輕時曾經是“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後來回到現實中來了，在艱苦複雜的環境中，父子兵戰鬥在同一戰壕，感情深，有默契，不會影響溝通，造成隔閡。倒是和在香港的長輩的溝通，有點問題。在香港的長輩―伯伯/叔叔/舅舅/姑丈/姨丈們，離開印尼已經半個世紀左右，有些人對印尼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不甚了解，思想仍然停留在過去那個年代，卻偏偏喜歡對印尼華人指手劃腳，評頭論足，說三道四。他們戲稱我們這些在香港的長輩是“逃避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說我們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逃離印尼奔向理想國土，若干年後又因為中國的現實與自己的理想有差距，再逃到香港。他們以幽默的口吻問我，“你們逃來逃去，現在逃夠了沒有？”我以同樣的口吻回答：“夠了。想再逃也沒有力氣了。”“那麼你們追求的理想呢，找到了沒有？”我無言以對，沉默不語。他們的話勾起了我深埋心底的回憶，猛回首，細閱走過的軌跡，不禁百感交集，感慨不已。
後 記
寫到這裡，忽然想到有人贈送給這些年輕華人的兩頂帽子：“無知” 和“糊塗”。這些年輕華人是“高智”，不是“無知”，因此，“無知”這頂帽子絕對扣不到他們頭上，只好丟進垃圾桶。至於“糊塗” 這頂帽子，也同樣不適合他們戴，不過，可以不必丟，我想請求他們轉送給我，我打算留著自用。“糊塗”這個詞經常跟“老”字連在一起，合稱“老糊塗”。任何人，老到一定歲數就會 “糊塗”，這是自然規律。因此，如果不太短命的話，“老糊塗”這頂帽子，我是有機會戴上的。不過，“自用”並不是“獨占”，如果有人想和我分享或分擔，我是無任歡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