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有『名——字』的作家先生
阿虞 2002年11月20日
2002年的11月13日是我和先生結婚40周年紀念日,結婚紀念達到40年，被稱為紅寶石婚。在歷史的長河中，40年那是不足稱道的，但對個人來說，每個人能有多少個40年？我們能互相“執子之手，與之偕老”,那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信念、互相信任、互相支援，在日常的生活中一點一滴地磨合著、積澱起來的。
先生不到5歲父親就去世，出生在粵贛相鄰山區的他，靠母親的肩膀挑鹽到江西去賣，賺一點錢來維持生活，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雖然學習成績優秀，念三年書就考上初一，因沒錢交學費，滿打滿算也只正規念了三年書。1949年才16歲的他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武工隊，1950年冬調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海軍，1955年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部隊這個大溶爐裏錘煉了他，為他後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我在印尼出生，小康之家的最小的女兒，百般寵愛在一身。1959年從印尼回祖國考大學前，還從來沒洗過自己的衣服。兩個出生完全不同的我們，竟然能在一起生活了40年。難怪文化大革命時，有人貼我的大字報，懷疑我“下嫁”根正苗紅的他，有何企圖？
回想這40年也真不容易。我們共同經歷了許多的磨難：兩地分居、經濟拮据、病痛、還有就是那個年代人人都避免不了的政治運動所帶來的煩惱和困惑。所有的一切，都沒有動搖過我們當初互相的選擇，這主要源于先生的寬闊的胸懷，對家庭的責任心。
在60—70年代，交通和通訊都不發達，兩地分居的我們，唯有靠寫信來互訴相思之苦，先生再忙也必定每周一封信，如出差，每到一地也必寫信報平安。先生說：“家人出門在外，親人必定牽挂，報一聲平安，大家都放心”。這良好的習慣到如今仍延續著，當然現在有了手提電話，更是方便多了，不要說這是很老土的做法，現在在談戀愛的情侶，不也是在用通訊工具互述衷情嗎？軍人出身的他，又長期從事公安工作，養成了不輕易和不熟悉人交談的性格，初次見他面的我的朋友感到很迷惑—性格開朗、活潑的我怎麼會嫁給一個滿臉嚴肅的他呢？其實不然，他挺能說而且很風趣，唱得一口男高音，在那“勞逸結合”的年代還教會我跳交誼舞。40年來他從未對我說過一句重話，像大海一樣寬闊的胸懷，容納了我的任性，我對著總是不發態度的他，心想這老天也真會安排，我從小至到離開家庭回國升學，從來也沒見過父母紅過臉，家庭裏的夫妻吵架，我既無“見習”過，這輩子也可能沒機會“實習”了。
夫妻感情的增進，不僅是互相信任，更主要的是雙方在思想、事業上能齊頭並進。為解決兩地分居問題，先生毅然從廣州調到我工作的小縣城，他的理由很簡單：我是技術幹部回廣州到他單位要改行太可惜，而他是行政人員，任何單位他都能適應。話是這麼說，其實也頗難為了他，如要他領導粵劇團時，廣東白話都講不好的他硬是一句一句地學會了粵劇的一些唱腔。
先生喜愛文學，早在當兵時就發表了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到公安部門工作時沒日沒夜忒忙，但他很注意積累素材，口袋裏總是有本小筆記本，記得密密麻麻的，待他由公安戰線轉到文藝戰線時，一大堆的筆記本為創作刑偵小說提供了不少素材。
我很佩服先生的毅力和鑽研精神，他是幹到那就學到那：管爆破、化學物品時，他就苦鑽有關書籍，連帶有關的消防、防雷知識也不放過；在文化局分管的業務中有博物館、社會文化等，他又廣閱曆代文史、古建築等，為了跟上時代的步伐，他50歲考上北京魯迅文學院高級作家研究班，苦讀三年，還不停的發表作品；工作之餘他抓緊一切時間寫作，以前辦公室臨街嘈雜，家裏也沒書房，但他就有這個本事，能不受干擾的專心寫他的作品。我對他說：“讓你放棄大城市的工作條件，又老轉換工作，太難為你了！”他的回答是：“沒有任何工作可以難倒一個共產黨員，再說為了能和你、孩子在一起，再辛苦我也心甘情願!”我心裏深深地記住他的話。
先生很有人緣，在本市認識他的人很多，這不足為奇，除了新疆和西藏外，我都接過自稱是他的朋友、過去的同事、戰友、文友、學生或者是他們的下一代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電話，不論是敘舊情、談文學，他超強的記憶力都能將過去的事娓娓道來，這使聽電話的人感到陪加親切。由於在文聯工作時間較長，所以他在文學藝術界有許多朋友，有好幾位還和他感情特好。
先生不僅記憶力特強還有敏銳的觀測力—不僅是人是物或是景，都會過目不忘，據他說這是多年來工作中鍛煉出來的。有一次，他參加了由廣州文學創評部組織的“西南”采風筆會，回來後我沿著他采風的路線也去了一趟西南，過了幾個月，他的“西南采風”散文就寫出來了。我一看就傻眼了：怎麼他所寫出的好多有趣、好玩的地方和事我都沒看到呢
我真佩服了他細緻觀察生活、將事物賦予新意，而寫出有藝術感染力的“西南采風散記”。
人難免有三災六難，說起他所遭遇的車、船禍，真可以編本故事。乘飛機到汕頭開會，快到機場時，飛機的起落架放不下來，又飛回廣州，盤旋了一回才有驚無險的降在白雲機場，有些乘客退票，他倒有膽量再乘回飛機飛往汕頭—為的是不耽誤開會。幾次險遇的沈船事故更是富有戲劇性：以前被東、北、西江和珠江相隔的城市，都有車船渡，過江時乘客都要下車等渡船過江，渡船快到了，他就肚子痛要上廁所，只好等下一班船，而那班船也不知是否超載還是別的原因，開出不到十米遠就開始傾斜下沈，和他同行的同志也一起倖免遇難。說來也難以人致信，這樣臨上船就肚痛急著找廁所耽誤了上船，而那班船偏偏又出事故而下沈的幸運事，竟讓他碰上兩回。可悲的是幸運之星不總是照耀著他，在經歷了第八次車禍後，他不再是只縫幾針抹點藥，這次他摔斷了腰骨，在床上足足躺了一個月。歲月如梭，我們都到了花甲之年，殘酷的病痛纏上了我們。先是我患上了讓人痛得死去活來的帶狀皰診病，住了差不多一個月醫院，出院沒兩天，他緊繃著的神經終於承受不了——多年的高血壓由於過度的憂慮、緊張，成了腦梗塞，看著昏迷不省的他和醫生開的病危通知書，我心如刀絞。頑強的生命力再一次體現在他身上,感謝廣州南方醫院神經內科的大夫們，經一個多月的精心治療，他奇蹟般的、毫無殘疾的出院了！高興不到一年，我又因蛛絲網膜出血住院，還是南方醫院的大夫們將我醫得毫無殘疾的送回他身邊。
經過這幾次的磨難，我們更懂得了生命和親情的可貴。而我的先生更像甩脫了韁繩的駿馬，在文學這個廣闊的天地中，更加奮力的奔跑。先生的“名氣”是越來越響，不斷的有年輕的作者來稿，要求幫他們改稿，也有不少報刊、雜誌來約稿，在可能的情況下，他都盡能力幫助。他主編的雜誌投稿的文友幾乎遍及全國，只要在家他整天都可以在書房裏，閱讀來稿、幫人改稿，當然也在埋頭寫作，他一本接一本的出書，我心疼他，但也無法勸他出書房，真如一位老朋友對他的作品的評價：“他拿起筆桿，實際上還是握著槍桿，高度的社會責任心和使命感溶化在他的每一篇作品裏！”
由於工作成績獲得肯定，先生所獲得各種獎狀、表彰到底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一句話，在崗期間他年年不是先進工作者就是優秀共產黨員，在那個年代這一切榮譽都和獎金和提工資不沾邊的。想不到離休後他還拿獎狀，不過那是文學方面的。我笑他可封為“領獎專業戶”了。他說“事業上能拿獎狀當然是光榮的事，但人生更大的精彩是我後繼有人！”原來我們兩個女兒大學本科畢業，她們現在一個是大學的講師，一個是中級經濟師，而且她們仍在不斷地努力學習提高自己，更讓他高興的是，兩個女兒都是共產黨員，連我們才入小學一年級的外孫也第一批參加了少先隊。革命紅旗代代傳，這就是人生的另一個精彩！
愛憎分明的先生從不吹捧任何人，也不屑人家的吹捧，有人在自吹自己為“著名作家”的同時，也想捧他，但他認為“著名作家”不敢當！但是“我確是個有名字的作家”。這就是我的先生，一個謙虛、勤奮好學、在做人和寫的作品上都充滿正氣的有“名——字”的作家袁啟生。我為他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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