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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到《国家的兴衰》，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前美国馬里蘭大學著名教授)以搭便车现象揭示集体行动的困境和“看不见的手”的失灵。他反复指出，个人的理性选择往往会导致集体或社会的非理性结果。然而，奥尔森并没有因为市场失灵而选择政府干预和中央计划经济。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坚持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作为分析政治家与政府官员行为的出发点。奥尔森知道，政府失灵一样会给社会带来重大危害。
　　和其它公共选择理论的文献一样，《国家的兴衰》以民主政体为框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集体选择问题进行分析。但是，当奥尔森将他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试图回答“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富有，有的国家贫穷”这样的问题时，原有的框架就显得狭小。他需要建立一个超越社会体制、跨越时空的理论架构。 而这个宏大愿望，是在奥尔森的最后一部著作《权力与繁荣》中实现的。
　　虽然《权力与繁荣》在奥尔森逝世两年后的2000年才出版，书中的主要观点却早已通过他在九十年代陆续发表的论文传播开来。奥尔森发现，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条万絮，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作 等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贫穷。反之，只要存在激励机制诱使企业和个人积极地进行生产创造，经济就繁荣，社会就富足。奥尔森还发现，尽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初级市场交易到处可见，在合同约束下进行的复杂市场交易却不很普遍。投资、融资、研发新产品等“产权密集型”生产活动只活跃于那些私人财产受到绝对保护、商业合同得到严格执行的国家。由此可见，政府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权力与繁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什么条件下当权者会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保护产权、打击掠夺活动、促进生产？在什么条件下他们自己会侵犯私人财产、掠夺大部分劳动成果、打击生产活动？要回答这些问题，奥尔森需要一个描述政府行为和激励机制的模型。
　　政治学家和规范经济学家都无法提供这样的模型，因为他们都假设政府是做好事的“仁慈君主”，不可能有掠夺这样的强盗行径。同样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无法提供适当的模型。他们过于注重自愿交易，完全忽略了权力的强迫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将科斯定理中的谈判、自愿交易和交易费用等一整套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与政府决策，得出了“现状最合理、最有效”这样的荒谬结论。奥尔森对此提出了以下尖锐的批评：“难道小偷会关心受害人如何比较围墙的造价与被窃取财物的相对价值吗？难道杀人犯就只杀那些企图自杀的人吗？有什么能够保证政府在没收私人财产后一定会更有效地使用这些财产？又有什么能够保证政府能比纳税人更有效地使用税款？”
　　究竟什么样的模型才能解释当权者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有选择地使用权力？奥尔森发现了“罪犯比喻”的妙用，他的这一发现得益于一本关于冯玉祥的书。这本书介绍冯玉祥率领二十万北洋大军围剿白狼，受到百姓的拥戴。白狼是民国初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势力遍及河南、陕西、甘肃的“流寇”。冯玉祥则是统治西北的军阀，盘踞一方的“坐寇”。奥尔森感到不解的是：流寇偶尔来抢，得手就离开。坐寇却反复掠夺同样的人。为什么民众宁愿接受坐寇的统治？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奥尔森认真地研究政府的起源。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里，原始部落一般由50到100人组成。由于人数不多，部落内的和平秩序可以通过自发、自愿的协商来实现。而到了农业社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这时，社会无法自动实现和平秩序。
　　和平与秩序是一种公共物品。它使个人财产有保障，使人民愿意为积累财富而积极从事生产活动。反之，在强盗横行的地方，大量资源被用于防盗和保安，人们不积极从事生产活动，甚至装穷、装懒。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封建地主不必愿意为积累财富而积极从事生产活动，为什么？
　　《集体行动的逻辑》告诉我们，在人数多的大集体中，实现集体行动非常困难。在社会人口众多的情况下，生产“和平与秩序”这种公共物品的成本很高，个人成本与收益极不对称，搭便车是理性选择。结果，和平与秩序无法自动实现。无政府状态是集体行动失败的产物。
　　“暴力企业家”很快就发现，组织强大的暴力机器进行掠夺是谋生的一种有效手段。于是流寇四起、土匪丛生。然而，流寇无组织的竞相掠夺使人民失去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少，流寇能抢到的也越来越少。 　　流寇把富裕的地方抢穷是一种“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任何一帮流寇都不希望杀掉“会下金蛋的母鸡”，但又唯恐其他流寇先下手，抱着不抢白不抢的心态。聪明的暴力企业家发现，只有垄断了掠夺权才能杜绝这种恶性竞争。于是，群雄争霸的局面出现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能组织最大暴力机器的暴力企业家最终胜出，垄断掠夺权力，保护交保护费的“纳税人”。奥尔森说：理性的、自利的流寇头子好像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变成坐寇，戴上皇冠，自封君主、国王、天子、或者皇帝，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奥尔森称为是“看不见的左手”，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右手”相对应。
当坐寇以世袭，也只能以世袭的方式将权力交给他的传人之后，情况就逐渐转化，坐寇开始变成流寇，流寇开始滋生，于是新一轮的『逐鹿中原』又上演，重新轮回。这一点奥尔森可能又当成他的理论的起点，或者奥尔森认为轮回是必然的，无法解决。 　　虽然“成者为王败者寇”这样的故事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但奥尔森强调的是由“寇”变“王”的诱因和利益机制变化。在《国家的兴衰》中，奥尔森 提出了涵盖利益与狭隘利益这两个概念。拥有涵盖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有强烈的激励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那些具有狭隘利益的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流寇只有狭隘利益，以掠夺、破坏为生。但是，当流寇定居下来、 变成统治一方的坐寇时，其利益机制起了变化。坐寇的占领地越富裕，他的收益也越高。因此，坐寇拥有涵盖利益，他掠夺有度，而且不许其它强盗、土匪、黑帮、军阀来掠夺。他积极维持社会秩序安定，创造生产条件，甚至愿意兴修水利、铺路架桥、提供其它公共物品，因为这些活动和有限掠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他自身的长远利益。
能够顾及长远利益是一种智慧，而长远利益总是跨代，总是在身外，因此本能总是操控了智慧，这是轮回的根本原因。华盛顿的伟大功勋就是他作出了一个跨代的决定，以他的智慧克服了他的本能，以他的长远利益遏制了他的眼前利益。但是在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华盛顿才得一个。即使只有一个，即使是偶然，也让人们看到了存在智慧操控的可能性，将偶然转化成必然的可能性。
　　“看不见的左手”和“看不见的右手”看起来有两个共同之处：两只手都引导人们做好事，都指出垄断一条路。生产者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在市场中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客观上提高了消费者的利益；统治者为了自身的长期利益而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客观上为被统治者造福。同样地，生产者看到自由竞争导致利润下降，都希望征服其他竞争者、成为垄断市场的寡头；在权力场上角逐的流寇也明白“公地悲剧”的道理，都希望打败对手、成为独霸一方的坐寇。然而，市场上的竞争是将利益转移给消费者，“看不见的右手”指导生产者先做好事再垄断市场。权力场上的竞争对所有人的利益都造成破坏，“看不见的左手”引导流寇在垄断掠夺权力后才做好事。因此，消费者不希望看到市场被垄断，而老百姓则不愿意看到群雄争霸的混乱局面长久持续下去。社会越稳定，统治者的涵盖利益越强、 眼光也越长远，人们的投资活动也就越有保障。
　　在独裁体制下，理性独裁者的涵盖利益是提供社会秩序和公共物品、实现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权力转移的不确定性则是保障财产合法性、合同有效性、 促进社会长期发展的障碍。那些即将下台的独裁者，其行为同流寇并无两样。“国王万岁，万万岁，”其实也反映了老百姓求稳、怕乱的心态。奥尔森指出：“直到 当近代的人类历史，述说的都是同样一个故事：人类文明在坐寇的统治下逐渐进步，其过程偶尔由于流寇的出现而被打断。”
　　就像生产者垄断市场的目的有时无法达到一样，流寇成为坐寇的梦想有时也会落空，也会出现几个寡头互相牵制的局面。由于历史的偶然机会，一个民主政体的胚胎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形成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权力分散，无法产生新的独裁国王。由于势均力敌的政治领袖拥有交叉混合的势力范围，分治割据局面也没有出现。当时的英国没有外来势力占领的威胁，权力分享的议会制对政治领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最佳方案。于是，限制权力、防止新独裁者出现的制度获得成功。
『权力分散』不是因为没有一个流寇可以独吞，而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使得没有一个流寇可以独吞。市场经济是一个生产流程不可能独家可以控制得了的经济体系。这就决定了流寇不可能独霸一方。市场经济主要是一个『非零和博弈』，不合作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同归于尽的趋势必然导致志愿惩罚者的出现。
　　民主体制能有效地限制对社会掠夺无度的当权者，保障个人权利的法规同时也保障人民财产和合同的有效性，促进“产权密集型”的投资活动，推动社会的长期发展。这就是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资本主义在英国迅速发展的原因。但是，正如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指出的那样，长期稳定的社会可以使分利联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在民主体制内进行寻租活动；狭隘利益的代表有可能支配经济政策的制定、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且，“理性无知”也可能造成代表狭隘利益的“流寇”在民主体制下轮流上台、轮番掠夺的不稳定局面。
　　《权力与繁荣》通过“罪犯比喻”让我们看到政府也有两只手：掠夺之手和扶助之手。当涵盖利益占主导地位时，掠夺之手受到约束，扶助之手积极运 作。一旦涵盖利益被狭隘利益取代，扶助的手软，掠夺的手硬。无论如何，政府的手是永远主动出击的手，是代表当权者利益的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对实际的真实写照。那种希望政府自我约束、该出手时才出手、该干预时才干预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天真的。
　　这正是人类社会最棘手的一个两难状况。一方面，政府必须拥有权力和强制手段才能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私人财产、取缔掠夺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人民进行掠夺。经济繁荣需要的是一个扶助之手强有力、掠夺之手受约束的政府。而要做到这一点，难度其实相当高。
　　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提出了经济繁荣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私有产权必须牢靠、明确。第二，必须根除任何形式的掠夺。要达到这两条，就必 须从政府的激励机制出发，建立一个能够给予涵盖利益最大决策权的政治体制。奥尔森认为，这些条件在民主政体中比较有可能得到满足。
　　原载《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期

奥尔森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目前有超过十种语言的译本，1993年获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公共选择理论奠基者奥尔森教授却发现，这个假设不能很好地解释和 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如果我们问：“三个和尚 究竟有没有水喝？”奥尔森会答道：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若三个和尚“不对称”，或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曼瑟尔·奥尔森教授(Mancur Olson)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重大作用。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Robert Solow)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门瑟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奥尔森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看到的是亚当·史密夫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的失灵。
　 奥尔森有三部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国家的兴衰》(1982年)，以及他猝然逝世前刚完成的《权力与繁荣》(2000年)。本文先介绍《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部著作中的主要观点。

《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 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 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 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 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 合奏这个 “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
　　 　　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 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
　　 　　奥尔森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多人囚犯两难博弈” (n-person prisoner's dilemma games)，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却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 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 增多。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 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 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干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 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
　　“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 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 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 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 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人们将奥尔森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精 细的行为模型。在过去20年里，实验经济学家对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体行动的新一代模型开始出现。在这些模型中，理性 自利的个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设。运用从实验中得到的资料，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种类的人参与集体行动。
　　人的决策行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种类？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1％。模型类比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变化。
　　实验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40％到67％的人属 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到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 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者”。运用同样的比例，三个和尚中应有两个是“规范使用者”，一个是“理性利己主义 者”。
　　“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即“条件合作者”和“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助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 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但“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容忍度却不尽相同。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与搭便车人数成反比，搭便车的人越多，“条 件合作者”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少。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因此，“理性利己主义者”会驱使“条件合作者”作出自 私自利的行为选择。
　　“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惩罚搭便车者。惩罚可以是口头批评，也可以是给搭便车者造成物质损失。即使惩罚行为对“志愿惩罚者”本身的个人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他们也在所不惜。
　　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着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他们的惩罚使“理性利己主 义者”不得不计算受惩罚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志愿惩罚者”，搭便车者不受约束，“条件合作者”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生产 不出集体有益的公共物品来。

以上发现丰富了人们对于集体行动产生过程的理解，加深了对决策行为的认识，同时也扩大了奥尔森理论的涵盖范围。首先，新发现虽然修改了奥尔森 模型的假设，但修改的程度有限。奥尔森模型中只有“理性利己主义者”，但实验结果发现“理性利己主义者”和“条件合作者”两类人加在一起占大多数。其实， “条件合作者”也是一种搭便车者。维护社会行为的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遵循社会行为准则能减少不确定性，增强互信，对大家都有利。但“生产”这 种公共物品需要支付成本，“而条件合作者”不愿意像“志愿惩罚者”那样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在与“理性利己主义者”的斗争中选择袖手旁观的搭便车行为。在 这个意义上说，实验研究的发现与奥尔森的基本假设相差不远。再者，“志愿惩罚者”的作用与奥尔森的“反向选择性激励”异曲同工，都是运用惩罚性工具来保证 集体行动的产生。奥尔森发现反向激励的作用，实验研究则说明反向激励其实是人类行为中的一种。
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呢？奥尔森会这样回答：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如果这三个和尚“不对称”，或是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就很可能有 水喝。实验经济学家的答案是：三个和尚有没有水喝取决于那两个“规范使用者”中有没有“志愿惩罚者”。如果两个“规范使用者”属于老好人类型的“条件合作 者”，那么三个和尚最终还是没有水喝，因为那个“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会破坏合作环境，驱使“条件合作者”选择搭便车行为。如果有一个和尚是“志愿惩罚 者”，情况就完全不同。这位侠义和尚会不惜时间和代价盯住想搭便车的“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不让他喝一滴水，逼使他参加取水行动。结果自然是：三个和尚有 水喝。

Mancur Olson